第一组的同学舀水很用力，所以篮子洗得格外干净——获净化奖。正如看书，尽管初时有许多不解之处，看似白看，但看得多了，心灵就会被净化。

    第二组的同学跑得特别快，并且每次都很细心地把篮子上滴答落下的水尽量地抖入桶中，水竟然积了3厘米高——获勤奋奖。正如奋斗，尽管有时看似无望，但只要努力了，总会有收获。

    第三组的同学用竹篮打水时捞上了一个饮料瓶和一些漂浮的垃圾——获环保奖。正如奉献，尽管自己一无所获，但对别人也许是莫大的帮助。

    第四组的同学居然捞到了小鱼小虾——获意外奖。正如人生，尽管难免失败，但只要坚持不懈，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原来胜负没有定式，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收益。竹篮打水——未必一场空！

加油，养好伤再来。

□     文/晟  肱

青年文摘绿版2008年8月·名人轶事

    曾国藩，清代名臣，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将士的刽子手，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博览群书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穷山僻谷的耕读人家。他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做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他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曾说：“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其见解可谓精辟至极。曾国藩读书注重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精当见解。

    他很重视做读书笔记，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使得他的读书精深有用。曾国藩曾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曾国藩喜欢读史，曾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曾国藩的这些读书经验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武月霞摘自2008年6月17日《大公报》)

孩子们还在照片上灿烂地欢笑；手捧照片的亲人却再也笑不出来。

转自《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88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 摄，李楠 / 文

 李大卫：
    1963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1987年参加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世界青年作家计划”，现客居纽约，以翻译为生，阅读，漫游，写作。
 
    住在布鲁克林那些年，出门总会买一份当地的《纽约时报》，在地铁上消磨时间。记得有一篇文章，忧心忡忡地感慨美国人对外国文学的冷漠态度。文章里说若干年之内，只有两本外国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市场上取得过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红》，另外一本则是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
    帕慕克不用说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他的专访。当时他为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主持公道，为此惹上官非，引起国际关注。后来帕慕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中文版也在我们国内有了不错的销路。至于戴思杰，当时还是个陌生的名字，或许这跟他用法语写作有关。很快我了解到他的作品在各国好评如潮，而且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巴尔扎克”一书还被拍成很受欢迎的电影。
    年轻时我和诗歌界有过接触。当时不少诗人最爱谈论的，就是“国际影响”。为了一个诗歌节，或是其他什么出访活动的参加名额，圈子里能传出好些流言蜚语，甚至人身诋毁，其八卦程度，跟演艺人士能有一拼。假如所谓国际影响的标准就是放洋俩仨礼拜，那么中国的国际名人还不多可敌国？起马尔萨斯于地下，肯定能把老先生吓活过来。高行健得诺贝尔奖那会儿，文人们那份如丧考妣，呼天抢地，也就顺理成章。高的大作我看不进去，可至少不比大江健三郎的昏话更难读吧？瑞典人发奖金，又不在我们这儿征人头税，吞了摇头丸似的瞎激动什么呀？
    本人年事日增，不玩那套雅人深致，床头只有几本奎奇顿的恐龙传奇，和唐娜·雷昂以威尼斯做背景的探案故事。我读小说一要作奸犯科，二要装神弄鬼，中国土产限于《西游记》、《陆小凤》、《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些。有人欣赏虚构人物在家长里短的酱缸里的曼妙泳姿，要不就是性——性也是人际关系——这些我在现实当中已经受够，不想跑到本来属于想象的领域，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这些题外话，是想表明本人将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不是文学从业人员发言。
    我认为，一个作家是否成功，不论是在母语还是外语世界，首先要看他的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当中是否“可见”。比如，前文所说的“巴尔扎克”可以在各国大书店里见到，显然符合这个标准。而且该书得过的奖项货真价实，不是拿一些中学生评委的说法蒙事儿。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否为其他同行效仿。在亚洲人里，我只知道村上春树做到了这一点。你可以像我一样不拿他当回事，但他百玩不厌的那种迷离情调，确实影响了西方不少年轻同行的写作，而且其中有些已经算是名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我们哪些同胞享有这样的美学影响。
    戴思杰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前，侨居美国的哈金已经俨然名家。作为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国内得到的褒贬已经不少。这些议论有案可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除了一点，那就是哈金至少不是国内一些人所说的那种“半吊子”作家。这种误会或许源自他们所读的中文译本。
    有一个我认为十分严肃的问题很少被人提起，即那些使用外语的人，通常会有一种修辞上的“特化”倾向。为了更加“地道地”使用外语，他们可能伤害了语言更加重要的品质。当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它也仅仅对于高手有效。我请教过两个懂俄文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洛丽塔》（以我个人的趣味，其原文的美妙程度企近了人类语言能力的极限）的俄文译本极不理想；而且这个译本，还是出自纳博科夫本人之手。作为俄国文学的门外汉，对于这种说法只能姑妄听之。也有作家通过外语写作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贝克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请教专家。
    流寓海外的中国作家当中，我更感兴趣的是裘小龙，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兴趣。个中缘由倒不是他的书卖掉过多少本，得过多少奖，上过哪些排行榜。首先，作为英语诗歌研究的专业人员，他在出国前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译作，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至少1980年代那伙诗人当中，几乎人手一册。再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的是侦探小说。我一直相信，中国类型化小说，尤其是侦探和科幻小说发育的欠缺，表明我们的当代文化在智力上，仍处于令人沮丧的混沌状态。
    上述名家之外，我还听说有个中国诗人出版过丹麦语小说。我佩服任何一个能够学会丹麦语的中国人，更不用说拿它写书。除了小说，有一本叫做《山色》的自传在美国很受欢迎。作者陈达（音译）用质朴的笔调讲述“文革”期间，他在湖北黄石农村的成长经历。
    至于汉语作家，平时注意更少。我在科隆一家书店见过一本文摘类小说选，里面收录有徐星的小说译本。我不会德文，不清楚那是他的哪部作品。书上标明是小说，因而作者肯定是小说家徐星，而不是那位同名的古生物学家。此外纽约的庞—诺书店曾经把卫慧的《上海宝贝》推荐为当年的暑期读物。这些都是值得祝贺的成绩。也是在庞—诺书店，我见过一本中国小说的英文版。翻译后的书名是《红罂粟》，讲四川藏区一个土司的故事。这本书显然没能得到预期的成功。据说好莱坞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不知后来进展如何。当时的汉语媒体为这个译本的出版热烈欢呼，讲得挺神，但我不信。
    有人形容鲁迅一个人在铁屋里呐喊。如今我们有一群作家作铁屋之吼。屋内振聋发聩，屋外却应者寥寥。有人把这归咎于汉学家的翻译水平。对此我所知不多。不过我在图书馆里翻阅过两本中国小说的英译，起码是文从字顺，比我们那些诘屈聱牙的什么纯文学强多了。也有人抱怨西方人总是用乐府采风式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学。可谁让那么多的记者忙于虚构，而把纪实写作的职责推卸给小说家？
 
（责任编辑 孟汤  实习生 陈星）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327/cul/news/200803/t20080326_41157.htm

东方风云榜是上海文广集团的重要项目，已经办了15年了，堪称中国内地历史最悠久的流行音乐排行榜。3月20日东方风云榜的“真音乐，真功夫”研讨会像一盆凉水兜头泼向被选秀烧得精神失常的乐坛：真唱、真奏从原则变成了问题，而原则性的真创作反倒被虚假的选秀繁荣给掩盖住。

能假唱就绝不真唱
    2007初，天堂乐队拿了东方风云榜的最佳乐队奖。因为“他们有才华，却没有太多人知道”。
    天堂乐队的主唱雷刚一开始就检讨：“我们乐队没有一直在坚持做真音乐，假唱假弹这些事儿我们也都做过，我们没出淤泥而不染。”
    郑钧在东方风云榜的活动中，说当下的乐坛只有20%是真唱。雷刚给出个例子，春节在北京台参加的晚会，本来确实可以真唱，但还有不少歌手假唱，已经到了能假唱就绝不真唱的地步了。
    “摇滚乐没了现场还叫摇滚乐吗？如果说假弹假唱是逼良为娼的话，电视台的导演才是真正的老鸨呢。”
    太合麦田的宋柯谈到假唱问题，一口气列举了四个原因：第一、假唱从电视台早期的大型演出开始，因为导演为了省事。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补充论据：“不是设备不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用管弦乐队来伴奏，那些设备好得令人发指”。第二个是歌手本身的水平不够现场演绎的功力。第三，演出商计较利益，花在艺人身上的钱挤占了设备资金的空间，设备不好，艺人想真唱也唱不成。另外消费者也有责任。“如果这个节目演员都是假唱，或者你花了1000块钱看演出，而最后艺人都是假唱，你敢不敢向3·15投诉？”

有人听就有它的道理
    歌手郑钧显然还没从去年“快乐男声”的争议中超脱出来，逮住机会就向选秀开炮：“用一个老愤青的眼光看来，那些选秀出来的偶像都是垃圾。”“这只能说明商业的力量，虽然很火，但是跟音乐没有关系。”
    郑钧左边坐着宋柯，右边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王小峰。前者的太麦旗下拥有2005年的超女冠军李宇春，而后者的博客上曾因批评李宇春而被众多“玉米”围殴。郑钧毫不在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你们愿意每天在家里把李宇春供着,我也没有意见。”
    乐评人孙孟晋分析选秀对于流行乐坛的作用时用了个稍显中性的词——刺激。传统的歌手包装工作都由唱片公司来完成，寻找歌手的个性，并根据他的个性去做包装。而目前的选秀歌手是不需要包装的。连篇累牍的视觉轰炸出来的选秀偶像已经是包装好了的，连人气都不用积攒。“这种短期内迅速包装出一个艺人跟真正去挖掘这个人的个性是矛盾的。”
    席间的嘉宾也有跟选秀节目千丝万缕联系的，宋柯做过“超女”评委，每期不落地看“快男”比赛，而沈黎晖今年当“快男”评委，留下一句名言，劝坚持唱蒙语的蒙古族选手阿穆隆如此纯净的声音“不应该继续在这里受到污染”。
    而上腾娱乐的总经理陈耀川简直就是站在选秀艺人进军音乐圈的一线：“我们不能改变环境，所以我们自身要改变，有人听就有它的道理。对于现实要有一种认定和包容的心态，我希望大家要多用善意来看未来。”
    乐评人、南方都市报主笔张晓舟认为我们现在谈整个音乐产业往往是从传统媒体的角度来看的，电视台现在已经看不到所谓的MTV了。他反问：“大家在说选秀如何影响这个时代，但是现在是一个分流的时代，有大量的人根本不看电视，你选秀跟我有什么关系？”

韩寒出“多媒体唱片”
    2007年底，原甲壳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离开EMI唱片公司，临走恶狠狠地损了一番，说跟EMI公司工作人员打交道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可怕的事”。新签约的公司居然是隶属于星巴克旗下的赏乐（hear song）公司。
    研讨会上有两家唱片公司的代表以自己目前推广的歌手做例子——荣玺文化的“甜蜜的孩子”和天韵文化的萨顶顶。“甜蜜的孩子”第二天就在上海同乐坊一个地下酒吧召开新专辑发布会，通知短信上注明了时间、地点还有“免门票”的字样。现场的中外乐迷各占一半，外国观众拎着啤酒跟着音乐晃动身体，而中国乐迷则跑到台下举起了很有中国式选秀特色的灯牌，上面写有乐队成员的名字，惹得后面很多身材娇小的观众不停地喊“看不见！放下！看不见！放下！”
    “甜蜜的孩子”是一支杭州的乐队，成员全都是当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成立十年，风格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进入大众视野也才是近一两年的事情，“甜蜜的孩子”跟德国慕尼黑的一支乐队44LYN合作录制了歌曲《Nostalgia》的中文版，成为森海赛尔在中国赞助全套话筒和耳机设备的第一支乐队。
    作为本土公司，今年天韵瞄准了韩寒——“个人博客点击1亿多的争议人物”。他们的目标是给韩寒制作“中国第一张多媒体唱片”，并且让韩寒自己做导演，拍摄一些电影和广告。
 
（责任编辑 朱又可 实习生 陈星）
来源:www.infzm.com